在后危机时期，欧美国家实施“再工业化”战略正成为趋势。从“去工业化”转向“再工业化”，意味着欧美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开始回升，也意味着部分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发达国家。

众所周知，西方发达国家是去工业化的始作俑者。由于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不断提高，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，加之资源渐趋枯竭，从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起，很多欧美国家企业开始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装配环节，分散到国外工资成本相对低廉的地区。但是，“去工业化”也给就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少突出问题。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，特别是欧债危机持续蔓延，美国家庭的“去债务化”和欧洲政府的“去债务化”，促使欧美国家开始对“去工业化”进行反思和渴望重归实体经济。

应该看到，欧美国家“再工业化”，已经直接挑战“中国制造”。在今年博鳌论坛上，与会的美国通用电气集团负责人坦言，从全球金融危机中，美国看到经济虚拟化使失业率高、消费信心不足。必须从“去工业化”转向“再工业化”，重振制造业，把就业岗位带回美国。

31年来首次出现年度贸易逆差的日本，也出台激励措施，避免产业“空心化”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。

与此同时，欧美等国还借“再工业化”重新搭起贸易壁垒，并且通过“碳税”、劳工标准、社会责任等规则，重夺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。

Directindustry认为，面对西方“再工业化”给中国制造业带来的冲击，我们必须有应变之策和防范之策。

就前者而言，主要是因应高端制造业和低端制造业之变。欧美重回制造业的内在含义在于抢占全球产业科技的制高点，掌握高端制造业的领导权。去年中国制造业总量已经是全球第一，但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很低，基本上处于国际产业的低端，是大而不强、大而不优，而且为此付出的资源环境的代价非常大。“十二五”期间，中国高端制造业列为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一，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。此外，要借机加快海外并购步伐，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抢夺制高点。

同时，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“世界工厂”，“中国制造”的地位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应该加强。经过30年改革开放，中国已形成了巨大生产能力，而且是面向全球需求模式的。可是，“中国制造”长期依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削弱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。因此，一方面中国制造业要形成“新比较优势”，重在培育核心技术和新一代产业工人。另一方面，要全面发掘内生动力，向内需要发展是“中国制造”拥有的最大机遇之一。

就防范之策而言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，“去工业化”、“产业空心化”现象也普遍存在。例如，一些大城市争抢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，一些中等城市热衷搞金融创新项目，一些企业只想走直径赚快钱。殊不知，16家上市银行2011年实现净利润约8750亿元，每家银行平均每天净赚1.5亿元。这相当于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总和的一半，同时这一数字还超越了125个国家201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（GDP）水平。银行业的净利润已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步，但净利润绝大部分来源于存贷息差，让中国企业和家庭背负沉重的还款利息包袱。

还需要指出的是，一些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数值崇拜，当靠内力发展达不到官方既定经济增长目标，便不遗余力出卖土地，盲目引进技术资金，还以地方平台借贷配套资金。这虽然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，另一方面也抑制了原有的内部发展动力，原有的工业生态被打破，产业结构出现畸形。正如《对我们生活的误测: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》前言写道：“大多数时候，我们混淆了目的与手段。金融部门是让经济更多富有成效的手段，而它本身并非目的。更糟糕的是，混淆幸福衡量标准的改善和幸福本身的改善。我们的经济应该让我们更幸福，而经济本身同样不是目的。”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似乎也告诫我们：保增长是手段，保民生才是目的。

工业强国，品牌强国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。